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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日本，Vintage(古着)文化是一种时尚趋势，如今这股风，也刮到了大米上。

　　Vintage饭团，即将在日本便利店上架销售。

　　然而，这并不完全是营销噱头，实则是厂商用2022年和2023年陈米制作的普通饭团。而供应陈米，是为缓解国内食用大米价格飙升后的供应压力。

　　尽管日本政府一直称能够实现大米自给自足，但如今大米正在变得“吃不起”。

　　在鹿儿岛，有的超市凌晨一点就有人排队，只为抢到一包大米。

　　近一年来，日本米价持续上涨，6月上旬，一袋5公斤大米的平均售价为4176日元(约合人民币207元)，是去年同期的近一倍。

　　为了控制涨价，日本政府已开始投放国家储备米，但收效甚微；一些商店开始限购；部分学校减少了学生午餐中米饭的供应天数；甚至还有报道称大米被偷。日媒说，大米堪比“吃不起的黄金”。

　　这并非突然崩盘的故事。过去一年里，极端高温造成水稻歉收、旅游业复苏令需求增加、“巨大地震预警”引发囤米。但真正让这场米荒变成系统性危机的，是日本围绕大米产业长期实施的“限种、限购、限供”三道政策锁。

　　“限种”始于上世纪70年代，当时日本为防止水稻供过于求压低价格，开始推行“减反政策”，控制水田面积，鼓励农户改种玉米、大豆等其他农作物。

　　尽管这一政策在2018年被叫停，但其惯性仍在。政府继续通过指导方针、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，结果是稻米种植面积不断减少，农户数量下降。东京商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，仅2024年一年，日本就有创纪录数量的稻农停业或破产。

　　在种植意愿不断下降的同时，“限购”政策又进一步压缩了市场调节的空间。

　　为了保护本国农业，更是为了保住稻农这个自民党的基本票仓，日本每年仅允许77万吨免税进口大米，超出部分需缴纳每公斤341日元(约合人民币17元)的高额关税。

　　更严重的问题来自“限供”。日本大米供应链复杂，多数农民通过日本农业协同组合(简称“农协”)运营的系统出售大米。今年3月以来，政府曾多次释放储备，但米价仍居高不下。

　　这是因为与自民党关系密切的“农协”，通过竞标收购了90%以上的储备米，形成了实质上的垄断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即便国家层面已有调控意图，但在执行环节，结构性垄断正在大幅削弱调控的效果。

　　大米的问题，渐渐成为政治问题。

　　前农林水产大臣因一句因为“支持者送得多，自己从未买过大米”而引咎辞职。政府火速启用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临时救火。他提出将库存米绕过“农协”，直接投放零售端，力争在6月底前将大米价格压回每5公斤2000日元。

　　但截至目前，日本政府继续投放20万吨产自2020年、2021年的大米后，其储备米将只剩下约10万吨。距离“足以应对下一次危机”的安全线，已经不远。

　　对日本人来说，大米不只是一种口粮，它与家庭、农田、政治乃至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。1918年，日本曾因米价飙升引发“米骚动”，最终导致内阁垮台。

　　百年之后，大米再次以不同方式成为政局的一面镜子。

　　如果说，“vintage饭团”折射的是米价之贵，而米荒展现出的，是在保护与调控的名义下，日本的粮食体系被层层限制、逐步钝化。

　　饭团上的“古古古米”，是对这个国家农业结构、政策惯性和粮食安全认知的深层拷问。

　　(“三里河”工作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