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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社巴黎6月21日电 题:在戛纳讲述拍摄野生动物保护廿载情怀

  ——专访中国知名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陆川

  中新社记者 李洋

  由中国著名导演陆川主创、联想集团出品的纪录片《西野》近日在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。作为本届电影节中国参展影片中唯一的野生动物保护题材作品,《西野》在一个个充满守护、坚韧与奇迹的故事下,展现了以科技手段赋能野生动物保护的创新实践。

  陆川在展映之际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讲述了《西野》的拍摄过程,回顾了他20年来从事动物题材影片拍摄的经历,就如何推动中国相关题材影片的世界影响力深入阐述。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这次来戛纳电影节做纪录片《西野》的展映,您想通过这部纪录片传递什么样的讯息?

  陆川:过去20年,我拍了三部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影片。第一部是《可可西里》,是2002年在可可西里拍的,2004年上映。第二部是2013年与迪士尼合作拍摄的影片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。又隔十年,我拍了《西野》。

  我觉得,用生命中的20年,去记录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的动物环保事业,记录下20年中我们的国家、动物环保科研人员还有志愿者,被保护的动物们以及动物保护地发生的深刻变化,记录下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承诺和坚持。这种感受,我很难言述。当你把这三部电影连起来看的时候,会发现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和修饰,那是最真实的记录。

  从《可可西里》呈现的那种艰苦环境,到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,再到《西野》,这三部片子呈现的,无论是保护地的风貌还是动物的状况,不断有积极的变化。20年前,可可西里“野牦牛队”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(下称“西部工委”),他们秉持的理念是简单的,主要就是想办法让动物能存活下来。现在,新一代动物保护者的理念,更多要求对动物的关怀,比如野放治愈、野生动物治疗等。这些理念的发展和进步,跟中国的时代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。

  《西野》凝聚着很多人的理念和辛劳,呈现了大量野生动物被救助保护的过程。我希望能够带着这部影片,平等地加入戛纳电影节的国际交流,真实展现中国动物保护工作目前的水平和理念。我觉得所有参加动物保护的个人或组织都是在一个大家庭中,秉持着一份共同理想。我们不是刻意去宣扬什么,纪录片最大的价值是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。

当地时间2025年5月20日,纪录片《西野》在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。图为陆川(中)在圆桌论坛活动现场。受访者供图

  中新社记者:您在拍摄《西野》的过程中,遇到了哪些挑战?在20年间拍摄人与自然的电影过程中,心路历程的变化有哪些?

  陆川:这次拍《西野》,确实感觉不像拍《可可西里》那个时候。我记得那时,刚进高原就听说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,比如不能奔跑、剧烈运动、洗澡、喝酒……我们是冲着每一种“不能”都去挑战一下。那时我跟巡山队员在昆仑山口,都光着膀子叉着腰合影。还有,我跟当地的小喇嘛一起在寺院边上的篮球场打球。那会儿就觉得很狂热,凭着一种简单的信仰,一股愣劲儿。

  在拍《可可西里》时,我们的拍摄团队减员很严重。108人的队伍后来减员到40至50人,一大半的人都倒下了,甚至有人被送到医院急救。我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大事的人,但也可能是受到了过度消耗——下山之后,我就大把大把掉头发。

  到2013年拍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时,就感觉不太敢像拍《可可西里》那样了。到了三江源,尤其到可可西里时,还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,基本上待到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流鼻血,然后就要赶紧下来,到格尔木稍微缓一缓,甚至要下到西宁。这次做《西野》,身体上的反应就很明显了,到西宁都有些受不了。我飞到西宁,当天晚上就会头疼得睡不着觉,然后第二天就要拿氧气罐吸一吸,其实西宁没有多高。

  中国的动物保护在这20年间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式发展,而我自己能用三部影片记录这些跨越,对我个人触动很大。中国动物保护事业在这20年可以说有天翻地覆的变化,其实是通过中国的富强以及民众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带来的。第一代的动物保护者,比如我接触的可可西里“野牦牛队”“西部工委”这批人,是可歌可泣的,索南达杰、扎巴多杰甚至为此牺牲生命。2013年,我开始做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时,动物保护的条件、资金与“西部工委”保护野牦牛、藏羚羊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如今,野生动物园已不再是动物“终身监禁”的囚笼。在西宁野生动物园,动物保护者们拿着国际领先的科技器材,做动物数据的采集和云储存、云统计。在治救、野放的过程中,他们的理念已经很先进了。我确实一度觉得动物园是个残酷的地方,但到了西宁野生动物园,我看到动物园可以做得更好。尤其野生动物园,可以真正成为那些残疾、受伤的野生动物的养老院,是可以为它们养老送终、做临终关怀的地方;同时这里也能帮野生动物繁衍、让种群恢复到一定数量,然后再帮它们野化、野放。你会感到中国动保,无论是从技术手段,还是伦理和道德认知,都已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。

2022年4月28日,西宁野生动物园救护的环颈雉在西宁市放归大自然。当日,青海省第41届“爱鸟周”主题宣传暨野生动物放归科普活动在西宁野生动物园举行。 中新社记者 马铭言 摄

  中新社记者:在您看来,与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题材影片相比,中国相关题材的影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?

  陆川:坦率地说,中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行业,跟中国动物保护事业发展相比,是并不匹配的。中国动物保护取得的成就,要远远高于影像记录和影片呈现的水平。

  应该有更多的本土影片专门去记录中国的动物保护,比如2025年中国最珍稀动物的生存境遇是什么,中国动物环保工作者在做什么,能让更多的孩子、更多的家庭去观看这样的片子。

  不论人们怎么保护或干预,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在灭绝。我们可以做的,似乎只是在延缓它们灭绝的速度。我们应该去用影像记录它们,让它们留下存世最后的美丽身影,或者唤起更多人的注意。

2024年12月10日,青海省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小藏羚羊在玩耍。索南达杰保护站是中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。中新社记者 薛蒂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人工智能(AI)技术给电影行业带来了很多变化,在《西野》反映动物保护的应用中也有呈现。您怎么看待AI给电影行业带来的影响?

  陆川:在动物环保纪录片中,从伦理角度,AI还是需要限制性使用。因为野生动物保护纪录片,要求素材的真实性。AI在《西野》纪录片中的运用,主要体现在对野生动物大数据的处理,以及数据模拟和分析等,帮助科学家在野生动物疾病的防治等方面更早做出预判,不是在影片成像方面。

  我觉得AI正在让整个赛道、整个生产流程都发生深刻变化。它可以快速让你的创意视觉化,让整个影片制作流程,无论在前端还是后端,都变得更为迅捷和直观,且会拉低制作的门槛。AI会完全改变整个行业生态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陆川(右)。受访者供图

  陆川,中国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,获第三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、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、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贝壳奖等。代表作有《寻枪》《可可西里》《南京!南京!》《王的盛宴》《九层妖塔》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等,曾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总导演、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。

【编辑:刘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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